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字仲尧，曾用黄伯云等名，生于1901年1月5日，水族，贵州荔波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革命家、活动家、中国工人运动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历任青岛市、山东省党组织主要负责人。2009年他被评选为“100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01年1月5日，邓恩铭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板本寨的水族贫困农民家庭。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父亲对乖巧的长子邓恩铭寄予厚望，希望他考取功名，光耀门楣。邓恩铭6岁进私塾学习，10岁进入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读书，他聪敏好学，深得老师喜爱。他还经常在课余帮母亲磨豆腐，向父亲学中医，从小就接受生活的磨砺。新式学校里有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采用新法教学，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耳闻目睹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与暴虐，反袁护国斗争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初步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志向。

1917年8月，在老师的鼓励和二叔黄泽沛的资助下，年仅16岁的邓恩铭离开荔波赴山东济南求学。出发前，他立下了“头颅热血，不朽永垂”“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的誓言。

到济南后，邓恩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从此，他走上了探求革命真理的道路。进入山东省立一中后，邓恩铭眼界大开，新文化运动打开了他认识世界的大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让他如获至宝，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开始从中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也引起他关于国家前途深深的思考。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邓恩铭积极加入其中，并站在斗争的前列。他凭着出色的表现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在斗争中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王尽美结成了亲密战友。他们共同组织学生参加爱国活动，一起研究、探讨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济南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和山东最早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9月，邓恩铭与王尽美联络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秘密成立共产主义学会，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成为山东地方党组织的缔造者之一。

1920年11月，邓恩铭同王尽美组织了励新学会，创办了《励新》半月刊，宣传进步思想，培养了几十名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在组织上、干部上奠定了基础。

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邓恩铭和王尽美等发起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国内6个党的早期组织之一。他们组织“励新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深入到济南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大槐树机厂等地开展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6月，大槐树机厂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这是山东省的第一个工会组织。

1921年7月，年仅20岁的邓恩铭，作为济南中共党组织代表，与王尽美一同出席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参会人员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党的一大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对邓恩铭也是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他开阔了眼界，淬炼了思想，提升了认识，他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学习，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会后，邓恩铭认真研读从上海带回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广泛宣传。

1921年9月，邓恩铭和王尽美等发起建立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发展到五六十人。邓恩铭按党组织的要求，到济南、淄博等地积极开展党的活动。

1922年1月，邓恩铭等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受到列宁的接见。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邓恩铭深受鼓舞。6月，他回到山东后，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致力于山东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开展。

中共二大以后，党中央明确山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工人运动。邓恩铭深入淄博的车站、矿区，与矿工们同吃同住，调查了解矿工们的劳动、生活状况，揭露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真相，组织工人们起来同剥削者作斗争，培养进步人士，介绍其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很快组建了中共淄博矿区支部，矿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资助邓恩铭读书的二叔察觉到他参加革命活动后，极力阻挠，叮嘱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他父母也在家乡为他定下亲事，频频催他回家完婚，但都被邓恩铭坚决回绝。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儿生性与众不同，最憎恨的是名与利，故此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儿主张既定，绝不更改”。邓恩铭爱他的家人、敬他的长辈，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中。

1923年，邓恩铭到青岛开展革命活动，他以东镇小学教员为公开职业，很快使这所学校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阵地。他特别重视对产业工人和青年学生的宣传教育，广泛接触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以其杰出的知识才华、坚定的理想信念、超凡的人格魅力，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影响、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工人和青年学生。

1923年8月，邓恩铭等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青岛组，邓恩铭任书记。到1925年2月，青岛党员发展到24人。

1923年11月，邓恩铭组织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后为团青岛地委），邓恩铭任书记。1924年12月团员发展到33人，有5个基层团支部。

邓恩铭是卓越的工人活动家。在青岛工作期间，他先后以四方机厂和纱厂为中心，在各厂举办工人夜校，教育组织动员工人，关心工人疾苦，深受工人爱戴。他将带有封建行会性质的“圣诞会”改造成青岛第一个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青岛其他各业工人纷纷觉醒，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压迫。

在此期间，邓恩铭又以《胶澳日报》副刊编辑一职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发表了《今日的感想》《青岛劳动概况》等文章，号召广大工人：“被压迫的兄弟们，努力团结啊！我们要团结才有力量，有力量然后才能与资本家抗争啊！”。

1925年2月，邓恩铭等发动胶济铁路工人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迫使铁路局为工人增加工资、提高待遇，罢工的胜利鼓舞了大家，四方机厂全厂1500余名工人都参加了工会。以四方机厂工会为基础，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成为全国革命低潮时期北方地区异军突起的重要力量。

邓恩铭等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产业工人最多、受压迫最重的日商纱厂。1925年4月，在邓恩铭组织、影响下，爆发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同盟大罢工，罢工工人达到1.8万人，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工人运动震怒了青岛反动当局，邓恩铭于5月4日被拘捕，5月11日被“驱逐”出青岛。5月29日，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山东反动当局残酷镇压。惨案发生后，正在胶济铁路沿线巡视工会工作的邓恩铭获悉消息，立即秘密回到青岛，与青岛党组织一起广泛发动群众，揭露惨案真相。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推动了统一战线的形成，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使青岛的反帝爱国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白色恐怖笼罩青岛，邓恩铭成为反动当局的“眼中钉”并遭通缉，但他仍然坚守在青岛秘密开展斗争。

这一时期，根据党中央的决议，邓恩铭等共产党人还积极帮助青岛国民党组织进行改组，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大力建立革命联合阵线，在青岛成立了几十个进步团体，有上万人参加多种形式的反帝反军阀斗争，成为青岛历史上民众力量发展最强大的时期。

1925年8月，邓恩铭调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同年11月被捕入狱，遭受残酷折磨，在狱中染上肺结核，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才得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他以治病为由，秘密回到青岛继续组织领导开展革命工作。1926年6月，他又主持青岛党组织工作。当时，青岛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亟待恢复和整顿，他不顾疾病痛苦，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迅速恢复了青岛的党组织。

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并到毛泽东举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介绍山东工运、农运情况。此后曾担任中共山东区（省）执委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8年7月，邓恩铭调回山东省委，负责淄博矿区党的工作。

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告密，邓恩铭在济南被捕，这是他第三次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酷刑的摧残折磨，邓恩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的痼疾也在此时复发，但他咬紧牙关，成立狱中党支部，领导两次绝食斗争，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还组织了两次越狱，多名同志成功越狱。

1931年4月5日，邓恩铭与其他21名烈士在济南被杀害。当敌人冰冷的子弹穿透他坚强的胸膛时，他发出最后的呐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的人生定格在30岁，这位来自贵州的水族青年，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王若飞，幼年原名大伦，小名运笙（运生）、荫生，号继仁，曾用名王度、雷音，出生于贵州安顺，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四八”烈士，2009年他被评选为“100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王若飞，原名王运生，号继仁，1896年10月生于贵州省安顺县（现安顺市西秀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开始饱含热情地追求革命真理。1918年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习，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有关问题。

1925年王若飞回到国内，开始了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火热而动荡的战斗生涯。曾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负责筹建中共豫陕区委，后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在河南工作期间，他领导中共豫陕区委创办军事学校，筹备并成立河南省总工会，成立河南省学生联合会，对河南党组织的建设和工农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王若飞到达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完成中共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积极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破坏国民革命的罪行。他还参加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和指挥工作。随后到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28年6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列宁学院学习。

1931年王若飞回国，领导开辟陕甘宁绥一带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不幸在包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当敌人要闯进他住室的紧急关头，他机警地烧掉了党的秘密文件，并将秘密名单飞快地塞进嘴里。在得知敌人掌握了自己的身份和来历后，毅然公开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狱中，王若飞始终严守党的秘密，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他不仅寻找机会对狱友们进行革命教育，还坚持学习和写作，写下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如《中国农民战争》《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并通过给亲人写信，抒发了一个革命者坚强的信念和崇高的胸怀，激励无数革命者奋进。他在狱中为鼓励同志而作的短文《生活在微笑》，结语有两句话：“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就是他本人的生活写照，在近6年多的铁窗生涯中，他始终威武不屈，从容镇定，团结难友，坚持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1937年8月，在党组织的营救下，王若飞出狱回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长、八路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认真投入工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对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为此，毛泽东曾多次夸赞他说：“若飞是我们的理论家。”王若飞参与起草的著名的《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以及发表的《迎接伟大的抗战周年纪念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纪念》的文章等，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党的正确路线的提出和推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周恩来飞抵重庆。从9月4日到10月10日，国共两党谈判代表举行了10次正式谈判，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要发言人，王若飞配合周恩来作了多次发言。与此同时，还多次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同重庆各界接触，宣传中共主张，探讨国内和平对策。10月10日《政府和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字后，王若飞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商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和双方军队停止前进、恢复交通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解放区问题等。1946年1月，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团结民主人士，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全面推翻政协决议后，他多次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和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中，抨击国民党背信弃义行为。

4月8日，王若飞携带着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与秦邦宪、叶挺等13人乘飞机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临回延安前，他向周恩来同志道别说：“一切为人民打算”。因气候恶劣，飞机在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失事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50岁。周恩来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这篇悼念文章中写道：“若飞！你最后一夕话，是为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所受到统治者的压迫鸣不平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

王若飞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的崇高精神，为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而不懈奋斗的丰功伟绩，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推进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实现民主团结而英勇献身的凛然正气，始终是激励全省人民创新发展、奋力赶超、阔步小康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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